1735年早春，雍正皇帝猝然驾崩的噩耗并没有影响到一年一度黄河汛水的采集。用六位黄河营兵的性命换来了十二袋黄河水，六百里加急送进了北京。登基伊始的25岁新帝乾隆，踌躇满志，决定连夜称水，以测一年之旱涝。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北京城接连发生了三件非同的事。这三件事虽然不大，却是件件与大清朝的国运息息相关。
第一件事发生在刑部大狱。新任刑部尚书孙喜淦来到天牢，奉旨为死囚葛九松开枷封爵，没想到，跪下接旨的竟然是葛九松的一具已经悬辫自尽的死尸！而且，这满狱的罪臣，那一双双伸向栅外的手掌上，皆写满了“求死”的血字。孙喜淦用打湿的内衣拓下血字，急送乾隆。
第二件事发生在京仓。仕途看好的仓场侍郎米汝成发现，从不查仓的总督大人苗宗舒行踪诡秘地出现在京仓内，而且还捕捉到了一批粮仓蠹虫。很显然，一个巨大的陷阱已经为米汝成挖好。这个陷阱预示着乾隆朝的官场权力之争已经拉开了帷幕。
第三件事发生在内阁学士刘统勋身上。这位雄心勃勃要为大清朝办下几件“惊天动地大事儿”的二品臣员，绝对没有想到，当他接过一幅被人远道送来的长卷画轴时，无疑是接下了生死牌。这是一幅叫做《千里饿殍图》的长卷，绘者是一位叫明灯法师的游方僧人，现中饿殍之景，是雍正朝曾经发生过的一段悲惨灾史的真实写照刘统勋冒着丢脑袋的危险急奔宫中，把图献给了乾隆，希冀新帝“以此图为镜”，早早防范天灾人祸。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时就在乾隆的书案上，前朝宠臣田文镜所送的《千里嘉河图》，已作为先帝煌煌伟业的象征而受到了乾隆的器爱。
风起林梢，鹊巢先知。当乾隆从黄河汛水中称验出他当政的头一年是个大旱之年，并将刘统勋和田文镜各自献上的两幅图公展在乾清宫时，满朝文武都已经敏感到一场前途难测的官场大变异即将发生。这两幅图，仿佛成了两股政治势力的旗帜，顿时在“旗”下江拢起了各自的政治力量。随站大旱之年的应期而至和国粮空匮的加剧，田、刘之间一场场短兵相接的大搏斗也由此而展开，两股势力可谓是兔起鹞落，招招见血。
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酿出了一桩桩旷世奇案：拥有两千多座大粮库的京通二仓突然失火，而由漕运总督潘世贵递奏到乾隆面前的奏折上，竟然写着的是一个“火龙烧仓”的近乎荒谬的故事！旱情严重的清河县饿死百姓无数，县令李忠不得已私开官仓放赈，却又惧怕朝廷的追究，竟然借手运漕之船，近乎完美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一出“阴兵借粮”的好戏，从而哗然全国！甚至连乾隆本人也遇到了百思不可解的怪事——春耕大典之时，身披黄绸头戴金牌的耕牛突然跪田不起，涌泪如泉！
这一切，让胸怀大志的乾隆渐渐拭明了眼睛，看清了皇阿玛给他留下的并不曙帑充盈、臣民合悦的盛世之景。他更清醒地看到，全国性的虚浮贪墨之风，已到了不可扼制的程度，尤其是关系到大清国生死存亡的粮食生产和国粮储备之“第一紧要大事”，更是全面失控，再加上眼下百年未遇的干旱正在如火燎原，肆虐着大半个中国，储粮的官仓和民间的义仓，经通查更是十仓九空，大清国显然已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身为一国之君，乾隆面临了必须出重手的关键时刻。为此，他下决心重新请出了已被废用的刘统勋，撤下有胆无谋的孙嘉淦，任命刘统勋为刑部尚书，以“保粮、保民、保国”为重托，放重权让刘统勋统领全国查案救灾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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